简论“新型城镇化”之“新”(下)

五、从高环境冲击型的城镇化转向低环境冲击型的城镇化

(一) 环境污染凸显的本质是城市发展模式失当

首先,城市与自然界最大的差别在于城市的降解功能过弱,生产和消费功能过强,所以城市对周边环境的冲击极大。城市的生态脚印是指一个城市需要多大的空间资源来支撑它的生存与发展。发达国家城市的“生态脚印”一般比自身面积大出几百倍甚至几千倍,而某些有强烈环境保护宗教信仰的发展中国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其“生态脚印”只有10倍甚至几倍,“生态脚印”较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干扰就小。

其次,水危机实际上是城市的发展模式不恰当导致对原有水生态环境冲击过大而引发的水质性缺水。如我国流经城镇的河流有50%经常发生断流、 60%是劣五类水体,完全丧失了水生态的功能。城市空气汚染加剧,基本上是由于生产、生活活动的废气排放与城市上空形成逆温层共同作用形成的。 据国内外环保组织的最近调査,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我国就占了7个。

显而易见,人类社会要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前提是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就是低冲击开发模式的新理念。推广该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生态学家与城市规划师的共识。

(二) 解决水危机和水环境恶化应基于低冲击新理念

1. 从单向治理向水生态整体修复优化转变

一是提高污水处理费。据测算,只要污水处理费达到0.8元/吨以上,污水处理厂就完全能够通过产业化吸引社会资金来建设。二是加快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的建设, 中央财政实行以奖代拨的政策,每公里管网建成之后经验收补贴20万~40万元。三是在年降雨量500毫米以上地区, 全面推行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四是采用生态修复技术,全面治理河流、湖泊的水污染。

2. 从重末端治理向侧重源头治理转变

低冲击开发的原则是城市建成后与建成前相比,地表水径流的分布基本保持不变。为此,城市必须扩大可渗透的面积、多途径进行雨水收集、多层次进行废水的循环利用,采取“不连接”式排水模式。建筑、小区、道路和主干道水管依次分级储存雨水,雨水储满上一级以后再流到下一级。这样,一般30~50毫米的雨量,主街道不积水,只有大暴雨把各级储水空间都装满之后,雨水才会经分级排水系统并沉澄污物泥沙后才流入自然水体。

3.从开发一排放单向利用向循环利用转变

国际水协提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必须遵循16字方针:适度规模、合理分布、深度处理、就地回用。适度规模指的是污水处理厂服务人口规模一般为20万~50万人； 合理分布是指污水处理厂在城市中的布局要均衡,以便于就近收集污水,这样成本低、能耗少；深度处理是指污水处理后要达到“1级A”的标准,出水就可达到四类水的标准,再通过人工湿地过滤,就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就地回用。

4.从简单地对洪水截排向与洪水和谐相处转变

我国对流经城市的河道“客水”的治理,已有一套较成熟的办法,但是对“主水”造成的内涝治理仍面临众多难题。我国城市内涝频发的原因众多,如排水管网的标准太低、雨污合流导致水中的杂质在管网中沉淀、城市表面的可渗透面积缩小而不能有效储存雨水、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隧道等与排涝和雨洪利用的一体化设计、简单对流向河道的排污口进行截污纳管等。当暴雨来临时,就会因排水管网沉积泥沙、排洪不畅造成内涝。以上这些错误都必须通过“低冲击设计改造” 进行修正。

(三) 从水环境低冲击向综合性低冲击模式转变

城市建设不仅应对水生态环境实现低冲击,对任何生态、文化环境都应是低冲击型的。例如,采取“紫线管制”对传统古建筑群、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遗产、古代墓葬群、古城镇遗址等予以保护,减少城市发展的冲击；采用“绿线管制”减少对森林植被、湿地、水源地和公园绿地的冲击；采用“蓝线管制”减少对水系、江河湖海景观带和水生态功能的冲击；采用“黄线管制”将具有负外部性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如污水厂、污水泵站、垃圾场、垃圾焚烧站、公交场站等)所需的空间控制起来。

绿道是另一类对区域低冲击开发的好例子。绿道网作为城乡、区域生态网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区域绿道、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组成,集环保、健身、运动、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是将保护生态、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完美结合的有效载体。这就形成了区域整体的低冲击开发模式, 既能保护不可再生的生态文化遗产资源,又能实现城乡空间景观化。

六、从放任式的机动化转向集约式的机动化

(一) 如何理解我国机动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

首先,机动化能够为城市化“塑型”。我国机动化与城镇化同步发生(与美国一致),极有可能出现城市蔓延。美国在100年间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空间密度下降了3倍之多,不仅耕地大量受到破坏,而且每个美国人出行所耗汽油平均比欧洲多出5倍。我国目前城市人口密度基本维持在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人左右,属于紧凑式发展模式。建设安全畅通的绿色交通和防止出现郊区化是我国城镇化中后期的决策要点。其次,机动化有“锁定效应”, 一旦人们习惯于使用私家车出行,再投资公共交通就可能“无人问津”。最后,仅靠增加道路供给不能解决大城市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必须转向需求侧管理,这是一个共识。如美国洛杉矶市,为了让城市适应汽车,近1/3的城市土地用于交通设施建设,但该市仍是美国堵车最严重的城市, 尾气排放也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主因。 大城市的交通空间是一种稀缺资源, 而且越是城市中心空间越稀缺,越应注重公平分配。 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 私家车、自行车占用的空间完全不同，实验结果表明,处于运动状态的私家车所需空间约为自行车的20倍。

(二) 从交通资源供给转向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应该成为我国大城市解决拥堵问题的主导思路。以北京与上海相比较, 北京曾一度对家庭拥有小汽车采取放开的方式, 而上海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 统计表明,2009年北京每百人私家车保有量是15.8辆,上海为每百人4.5辆,而上海的人口更多、 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更高,但由于车辆总数得到严格控制,其结果是上海因汽车尾气所导致的空气污染程度更低,而交通可达性更好。需求管理应贯彻若干最基本的策略: 一是减少内城停车位、 全面提高市中心停车费, 特大城市还要加收拥堵费,如伦敦、米兰、新加坡等在城市中心区划出一个收费区,小汽车高峰期进入就要收费,这样就使得中心区的交通流量大为减少,引导更多的人使用公交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二是增加公交专用道与步行街；三是收取车辆牌照费；四是增加“无车日”天数；五是按“单双号”或不同编号车牌限制出行。

(三) 从一般公共交通转向大容量宜人化公共交通

首先,要实现快速公交或轨道交通与其他公共交通 “零代价和零空间换乘”。其次,要引进爬坡能力更强、转弯半径更小的直线电机新型地铁,由于该类机车底盘低、隧道半径可减小1/5,造价还可以进一步下降。再次,建设中低速磁悬浮交通系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试验表明,中低速磁悬浮公共运力可达每小时1万多人, 与轻轨的运力相当,但噪声和排放量则低很多,将来还可以直接利用可再生能源。 最后,发展个人快速公交系统 (PRT)。PRT是将来唯一可以跟私人小轿车舒适性相媲美的公共交通系统。

(四) 从单纯考虑快行系统转向慢行与快行公交系统并重

不同机动化工具的能耗差异极大,电动自行车的能耗只有摩托车的1/8、小汽车的十几分之一,所以,在支持电动汽车发展的同时也要支持步行、电动自行车和公共租用自行车的发展。电动自行车能效和空间利用效率都比电动汽车高,如果再通过风能、太阳能充电桩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其节能减排的效果可进一步扩展。

(五)从侧重于高速公路转向加快区域综合轨道交通建设

与高速公路相比,同等运量时,铁路的能耗节约20倍,用地节约30倍。以轨道交通代替高速公路是我国城际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一步还要发展中低速磁悬浮来替换城际火车,再以公共交通导向(TOD)型发展模式和新城规划来优化“轨道”交通的综合效能。引入TOD新模式,可使得站点周边土地因交通可达性的优化而增值的部分收回再用于轨道交通建设,可达到轨道交通收支的良性循环。

七、从偏好大型、集中式基础设施转向小型、分散、循环式基础设施

(一)深刻认识工业文明时代福特式生产体系的副作用

首先,不少城市决策者仍迷恋于巨大尺度的构筑物和“大变”的政绩观。这在城镇化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到城镇化中后期仍然这样做,是极不合适的,与以人为本及和谐的自然观相冲突。其次,工业文明遗产的影响仍难以消除。如追求城市清晰的功能分区和让城市规划适应汽车等貌似正确的策略，已造成日益严重的石油危机、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城市病”。再次,福特式工业体系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力图将所有的城市“静脉”产业活动都纳入大型流水线,而且这种集中式城市废弃物的处理模式形成的利益集团过于强大,产生了思路和利益“锁定”,使得“3R”这种与自然和谐的废弃物处理模式迟迟不能广泛应用；更重要的是,基于“规模效益”的废弃物、污水处理厂、核电站、煤气厂等集中式处理设施,在处理的过程中往往加人或产生有毒、易燃、腐独性强的化学物质。这些中心式的巨大设施一旦失效或受到人为破坏, 就可能会使城市的运行陷入瘫痪。 最后, 我国前期城镇化的成就巨大,也使得部分城市决策者和规划师满足于“精英式决策”和“路径锁定”。

(二) 重建城市“微循环”应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新模式

第一,微降解。如果城市像自然界那样一切都可以再生循环利用起来,不需要通过大型的“三废”处理工厂花大本钱进行处理,城市就不会成为毁灭自然生态的推土机了。如果每个城市社区和基本细胞一家庭和工厂自身能够对废弃物进行降解、 就地循环利用,城市对大自然的冲突就可减少。就废弃物而言,把垃圾资源化进行分类,再通过市场化进行回收利用,是实现“3R”原则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垃圾处理模式应该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有用的东西分类回收,再将有机垃圾和厨余垃圾收集后就地降解、就地回收,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第二,微更生。倡导旧城有机更生,不仅能避免大拆大建、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促进建材的循环使用,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而且也是保护城市历史街区和历史文脉的基本途径。城市是一种文化的容器,历史与未来是共生的。20世纪80年代吴良铺先生倡导的“有机更生”一北京菊儿胡同及上海的新天地、鞍山小区的微改造和丽江地震后重建都已获得成功,应加快推广。

第三，微创业。健康城镇化的关键是充分就业。而微创业不仅指大量有效的非正规就业,而且也包括 SOH0、威客等在家就业的新模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计算机模拟、信息处理传输的革命 (如云计算等) 使得科技人员的个人创业已成为全球风潮。无线城市与高速信息网已使人类交往空间越来越虚拟化。新加坡提出创业无定所,就是在所有的居住区创业办公司,只要不干扰居民的生活,没有人投诉,公司注册地可以在住宅里。像美国硅谷发展初期,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诞生于简陋的私人车库。对城市的小摊小贩和跳蚤市场的宽容与引导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管理的潮流,我们再也不能因管理方便采取“一刀切”,来忽视城市多样化真实生活场景的建立和扼杀市民的创业机会。

第四,微绿地。水蒸发所产生的热能微循环和空间分布对城市宜居性有重大影响。为什么热岛效应会导致大城市中心温度比其郊区要高出好几度？答案是,城市中心缺乏植物和地表水蒸发来降低地表温度,再加上通风不畅、空调排气、汽车及人类密集活动所产生的热量使热岛效应越来越严重,并形成了恶性循环。与此同时, 紧凑式的城市会放大各种人为和自然的灾害。就近、分散、合理设计布局的小型公园绿地是不可替代的城市居民娱乐空间和避灾场所。从美化景观到节能减排, 屋顶、立体绿化、行道树、小公园已成为克服城市热岛效应的主力军。

第五, 微农场。城市中的微型农场已成为废水、粪便和其他有机垃圾循环利用的重要基地。福特式大生产体系使食品生产加工和运输销售的链条越来越长,环节越来越多,信息的不透明度越来越高,食品安全漏洞也就越来越多。而微农场生产供应方式是点对点的,食品质量非常容易监督。先行国家“绿领”阶层自行约定主要食品来源范围不能超过200公里,这已经成为“低碳生活”的新风尚。都市农场采取现代化的水循环系统,不需要化肥农药,产出的是健康食品,土地利用模式是高效率的。据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在城市中集约化种植等量蔬菜,只用了农村机械化种植不到1/5的灌溉水和1/6的土地。另外,微农场同城市绿化有机地结合来修复“混凝土丛林”生硬的外观,可以造就赏心悦目的楼宇景观和楼顶花园。而与楼宇绿地相结合的植物工厂,还可作为城市居民寻找田园之乐、品味自然野趣的好去处,也是学生们学习生物知识的好场所。同时,微农场带来了绿荫、减少热岛效应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还可净化城市机动化带来的有毒空气环境。

(三) 从重视城市地表建筑转向地下空间综合利用

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决策者片面追求“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形象效果,使我国成为西方各国建筑师的试验场。但是城市地下空间却因为看不见、投入高、建设周期长等方面的原因明显滞后于城镇化的进程,出现了城市地下管网投资不足、布局混乱、地下空间缺乏整体规划、城市防灾功能薄弱和空间资源浪费等现象。要解决此类问题,应依据《城乡规划法》制定《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条例》,统筹轨道交通、地下管网公共涵管、地热能利用、防空工程、排涝储水和防灾工程等方面的建设。作为实行土地私有制较为彻底的日本,也将距城市地表15米以下的空间作为国有资产,统一规划开发,坚持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我国更应充分利用宝贵的城市地下空间。

八、从倡导少数人先富转向追求社会公平

(一) 城镇化中后期的公平失衡日益严重

城镇化不能只关注经济公平,中后期更要侧重社会效益。最近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我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由于我国某些行业具有垄断性,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已达15倍。调査表明,我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 年的23倍,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更为显著的不公平现象表现在城市居民的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有效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许多地区城镇化的主体, 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的愿望日益强烈, 两栖型生存方式难以适应“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诉求。解决城镇化中贫富分化问题和公平享有城市公共资源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二)从对劳动力流动的放任不管转向有序“进城”

在放开中小城市户口管制的同时,采取积分式申请落户及轮候式解决保障房入住同题应成为解决大城市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必备政策。积分式、轮候式的实行可让外来人口看到公平享受市民福利的希望,有助于积极、平和的生活观念的形成。 与此同时,要强化对农民工的技能训练和职业教育,提供廉价、平等的再培训机会、加快岗位流动、缓解打工者“单调枯燥的工作与丰富多彩的现代媒体”之间冲突引发的心理压力。农民从单纯、传统的农村社会环境进入现代的多样化的城市社会环境,心理压力会明显增大,再加上工作岗位的枯燥,心理上就容易出问题。应建立全国范围内可流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方便地带者社保流动,扩大进城生活、工作的自由度。

(三) 城市保障房建设具有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平抑房价等不可替代的功能,应成为城镇化过程中长期坚持的方针

每个城市都应结合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持续进行保障房建设,同时推进和倡导各阶层混合的居住模式,加大保障房与商品房配建的力度。这方面法国巴黎的教训很深刻,由于该市曾经忽视北非移民和各种族之间居住区相互混合,导致该市贫富居住分离,经常发生严重的骚乱。

(四)坚持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适时出台“房产持有环节税”或“空置税”, 防止不同收入阶层在空间占有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健康的城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全民参股的 “城市公司化” 运动, 城市地产的增值应尽可能让全体人民公平分享 。 如果没有房产持有环节税, 如物业税等进行调节, 投机炒房、 少数人占有多套住房、 住房空置率上升和房价持续高涨等都会造成城市空间分配严重不均, 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就难以避免。

总之,以上八个方面的转型既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城市生态文明” 规划建设的关键工程。有关资料表明,不少先行城镇化的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仅 “节能减排”、生态修复和民生公平工程建设的相关产业就提供了60%以上的GDP增加值。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提供的新机遇,不仅能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优质内需,而且也能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对全国各地而言,如抓住此机遇,有可能将本地区建成城乡环境优美的协调发展示范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和创新基地、集约节能的生态城市集群以及人均能耗和碳排放低的区域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 1 ]仇保兴.第三次城市化浪潮中的中国范例一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特点、 问题与对策[ J]. 城市规划, 2007, 31 (6).

[2]仇保兴.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之辩一“C模式”:超越“A模式”的诱惑和“B模式”的泥淖[J].城市规划, 2008, 32 (11).

[3]仇保兴.城镇化的挑战与希望[J].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 (1).

[4]仇保兴.我国城镇化中后期的若干挑战与机遇一城市规划变革的新动向[J].城市规划, 2010, 34(1).

[5]仇保兴.城市转型与重构进程中的规划调控纲要[J].城市规划, 2012, 36 (1).

[6]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J].行政管理改革, 2012 (11).

[7]仇保兴.简论我国健康城镇化的几类底线[J].城市规划, 2014, 38 (1).

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