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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花

我是书童 2018-11-10 13: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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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关于海南的一句话,海南出了个宋嘉树,宋嘉树是谁,他是三姐妹的父亲,“宋氏三姐妹”,宋霭(ǎi)龄、宋庆龄宋美龄是中国著名的"宋氏三姐妹",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

 

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成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

 

宋蔼龄联姻孔祥熙,善于积财,富甲天下。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因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大姐宋霭龄,1889715日生上海;1914年在日本与孔祥熙结为夫妇;19731019日在美国纽约去世。

 

二姐宋庆龄,1893127日生于上海;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19815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529日在北京逝世。

 

三妹宋美龄, 189735日生于上海;1927年与蒋介石结婚;2003102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

 

三姐妹的父亲是宋嘉树,海南文昌人,母亲是倪桂珍。母亲倪桂珍出身上海,她这一支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

 

宋美龄父亲宋嘉树,又名宋耀如,宋耀如初期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名教准。宋庆龄祖父韩宏义是个农民,宋美龄的父亲是其次子。韩宏义夫人为王氏。

 

由于家境贫寒,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12岁时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堂舅父谋生,宋嘉树的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宋嘉树就被舅父收为养子。

 

在今天看来出国根本不是个事,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够出国的绝对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有这个格局的人很少,能够出去的更少,你可以百度一下那个年代出国的名人有多少,鲁迅也是那个时间段出国深造的,出国是需要经济基础做支撑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及开阔的眼界,从小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宋氏三姐妹才能够走向辉煌的一生。

 

也就是说,宋氏三姐妹之所以能够辉煌,是由于他们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里,那些能够在历史上折腾出名堂来的人多数都是出生在好的家庭。

 

我记着在学历史的时候,当时老师说过一句话,历史上就没有农民的儿子当上皇帝的,能够成功的都是些贵族的子弟,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知识。所以说平时你看到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所能了解到的知名人士的人生都不简单。

 

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底蕴做支撑。

 

最后用一段话收尾:“至今,我每天还努力地看书学习,每天工作16个小时,没有周末。希望每天的学习能让我看得更远,每天的努力能让我走得更远。我们花了30年赶上了别人,未来我们靠什么去超越别人,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时不时抬头看看远方,让我们比别人看得更远,比别人走得更远。”刘强东说。

 

求生欲望

宋老师在微信上问我:走到哪了?困不?要不要陪你语音一会?

我问,你不上课?

她说,学生自习。

我说,好。

她发过来语音请求。

我问,今天咋对我这么热情?

她说,一直都很热情。

我说,你变年轻了。

她说,刚才我在想一件事,过去我觉得你写的事情都是假的,现在觉得其实都是真的,而且是你亲身经历。

我说,胡说,其实都是我编的。

她说,我相信直觉。

我问,你觉得我写的乱不?

她说,之前接受不了,现在觉得其实就是真实的生活,事情一直都存在,只是有人能看见,有人看不见。

我说,这也是我写这些事的缘故,这就如同我涂在文章最外层的胶水,是起到隐蔽作用的,有些人看不透这一层,则会纠结于,为什么这么乱?为什么这么骚?这就是为什么多数人被挡在了《废都》与《金瓶梅》之外的缘故,你的心在哪里,焦点就在哪里,不是我太色,是你的焦点在那里了,这就如同一个女人走进球馆,若是BRA的颜色鲜艳,几乎每个男人都看到了,但是女球友都看不到,这就是焦点差。

她说,看到哪一层,取决于心到哪一层。

我说,对!

她问,你写这些有没有考虑过道德约束?或者把人教坏了?

我说,其一,成年人是教不坏的。其二、道德有两种: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

她问,你会为了正义、理想、忠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我说,可能不会吧,这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我可能是把生命的优先级排在第一位,我的道德观是:一切不从利己出发的道德呼唤,都是痴人说梦!言者不信,闻者不听。最高层次的洗脑是能洗掉一个人的生命权,甚至是爱权,例如曹操跟刘备打仗,你是曹营的战士,你以战死沙场为荣耀,那就说明生命权不是第一优先级了,倘若你的孩子为曹操战死,你为之荣耀,说明你的爱权也被洗掉了。

她说,我觉得爱权被洗掉的概率很小,毕竟父母都是疼孩子的。

我说,给你讲个故事:斯巴达与别的城邦打仗,一个老婆婆在等待战事的消息。有一个奴隶跑过来说:“糟糕了,你五个儿子都死了!”这个老婆婆就说,我不是问你这个问题,那个奴隶又说:“我们打胜了”。于是老婆婆就跑到寺庙里去感谢神灵。

她说,这老太太有病。

我说,没病,优先级的问题。

她问,崔永元这场论战中,为什么他胜的如此的顺利?

我说,一切文战,拼的不是文笔,而是催眠力,就是谁能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主动站到自己的阵营,群众有两大爱好,第一是围观,第二是站队。而且喜欢站在正义的阵营,那就看谁能营造正义,在冯小刚的阵营里,有人也有类似的催眠力,就是刘震云,但是他知道,杀敌1000自损800,所以他选择了闭嘴。

她问,作家是不是都清心寡欲?

我说,这也是崔永元攻击刘震云的一个软肋,你是一个作家,安心创作就行了,应该视金钱如粪土,咋能就盯着钱钱钱呢?其实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追求钱、追求市场都没有错,刘震云算是比较出色的,有这么多作品改为了影视剧,钱可以给他带来全新的视野,他的内心可以更加的辽阔,我接触过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普遍有改编,但是要么没有机会上映,要么拍着拍着就夭折了,大家都在渴望这些,刘震云属于作家里骨头比较硬的了,若是愿意出100万找作家来歌颂一下自己,就是让作家写本关于自己的传记,99.99%的作家都不会拒绝,知名作家也没有这个价,一般就是几十万,但是刘震云可能就会拒绝这100万。

她说,作家也不是那么纯粹。

我说,这也是一种道德约束,这就如同我们攻击释永信是一个模式,你是一个出家人,你就应该一天到晚吃斋念佛,竟然还逛街,还上网,还开豪车?换句话说,少林寺不是众寺院的偶像吗?!

她说,看这些人掐架也很有意思。

我说,单纯的文明论战是没有胜负的,上海俩男人吵架可以吵上一天,但是山东男人跟上海男人吵呢?上海的是哲学教授,山东的是卖菜的,你觉得他们谁赢?

她说,肯定是卖菜的。

我说,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互相直面时,越是落后文明越有原始侵略性。文明是脱离暴力建立秩序的过程,但直面时,简单物理化暴力取胜,就如同山东卖菜的把上海哲学教授打的满地求饶:不敢了,不敢了。

她问,那斗地主算不算是?

我说,地主肯定比农民优雅,修行也好,当然书上不是这么说的,书上说地主都是为富不仁,心狠手辣,一句话,人渣都成地主了,好人都成农民了,斗地主其实最可悲的是农民,你要这么想,若是有地主模式存在,有点类似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农民是有机会成为地主的,上面是无限上升空间的,倘若把地主模式打倒呢?那么就等于给所有人封上了天花板,好了,你们都是农民,一辈子的农民,但是,你们光荣!

她问,这样的观点会不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我说,可能会,所以不能随便说!

她问,这场崔永元与冯小刚的战争,你有什么启发?

我说,只能是印证了很多过去的观点,例如人人都经受不起推敲,还有就是没有常青树,再坚固的人设,说垮就是瞬间的事,今天之前,谁不觉得冯小刚是个爷?谁敢惹他?他对网友永远都是呵斥模式,今天呢?偶像既是用来树立的,也是用来扳倒的,树立与扳倒的过程是老百姓最兴奋的。

她说,所以你采取了半黑半白的模式。

我说,差不多吧,就是有天,我出了什么事,大家觉得不意外,因为大家没有落差感,呀,懂懂呀?他就是这么个货色。

她说,我们今年高考没有奖金,说是前几年发的也要收回去。

我说,人家要收你就交,就这么简单,不需要多说,不要抗议,任何一个出头者,看似是正义的,其实是人头最先挂在城墙上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不管是明是暗,第一步学会它,不过好多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死了,知道为何?自以为是。

她说,难道潜规则也要学会。

我说,是的,即便是你想成为淤泥中的清流也有个前提,就是不妨碍别人,非要装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其实会死的很惨的。

她说,在单位上班,总感觉自己是个工具。

我说,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工具,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包括我不也只是你的一个电动工具嘛。

她说,滚。

我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多数婚姻进入了无性状态。

她说,差不多。

我说,根源就是现在的人,焦点太多了,有微信,有微博,上着班还关心着明星动态,还撩拨着同学同事,而过去只有蜡烛,吃了晚饭没事干,家里连张报纸都没得看,除了上床睡觉还能干啥?!

@懂懂

神秘的“不明病原体”

原创: 方舟子 

  唐·休伯博士是我的校友,比我高了32届,年近八旬了。他曾经是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的教授,已退休多年。他最惊人的一个“发现”,是退休后做出的。2006年,他声称在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微生物,它不仅引起了大豆、玉米成批死亡,还能导致牲畜大批流产和人类疾病。据他说,这种病原体只有病毒大小,但是又长得像真菌。他唯一的证据是用电子显微镜拍下的照片,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据称就是这种不明病原体。

 

  如果这是真的,这将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转基因作物能够产生新的病原体,这用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无法解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而这种病原体能够同时感染植物、动物和人,而且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前所未有的。2010年有人发现辣椒轻斑驳病毒能让一些人出现发烧、腹痛等症状,认为是第一种能感染人的植物病毒,但也没有获得学术界的公认。所以休伯的发现如果能被证实,那是一种全新的微生物,该成果毫无疑问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即使休伯淡泊名利,既然这种病原体对农业、畜牧业和公共卫生如此重要,他也该尽快让学术界承认其发现,促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这种病原体的蔓延,例如严禁种植转基因作物。

 

  一项科研成果要获得学术界的承认,首先应该写成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如果是重大的成果,还应该争取在著名的国际期刊上发表。然而,七、八年来,休伯只是热衷于向没有专业识别能力的媒体、公众宣布其发现,在世界各地(包括到中国)到处向非专业人士做演讲(这些活动往往由有机食品商资助,目的是为了抨击转基因作物的危害),却从不写成论文发表。到了2011年,休伯才想到要报告政府部门,给美国农业部写了一封公开信,简略地叙述其惊人发现,说这是紧急事件,要求美国农业部不要批准转基因苜蓿的种植,美国农业部没有理他,批准了。爱荷华州农业部官员找他要病原体样本做鉴定,却被他拒绝了。休伯声称他有自己的研究团队,但拒绝透露成员名单,说是怕自己的合作者受到打击报复。休伯的这种做法,连他的同事都看不下去了。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系的主任说:“这根本就是荒唐的。如果这是真的,而且你能证明它,那就是一张诺贝尔奖的单程票。证据在哪里呢?他在隐瞒什么呢?”

 

201311月,休伯到佛罗里达州做演讲继续向公众讲他的惊人发现,最爱揭穿反转基因骗局的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凯文·佛尔塔跑去听,当场向其发难,请休伯把那种神秘病原体的样本交给他做测序,一个月后就可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佛尔塔愿承担全部费用)。休伯拒绝了,说担心把样本交给佛尔塔会给佛尔塔人身带来危险。佛尔塔说他不怕被灭口,休伯还是不愿意给他,要佛尔塔自己去找病原体。佛尔塔请他提供分离该病原体的步骤,休伯也拒绝了。佛尔塔录下了他和休伯交锋的整个过程,并发起签名要求休伯将其神秘病原体交给科学界研究,已有470多名科学家签名。

 

  最近崔永元等人去美国“调查转基因”,也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质检的科学家证实了休伯的发现,用电子显微镜在转基因大豆中发现了“不明病原体”,而且可能正是它导致5000万中国人不育、女童性早熟、儿童哮喘发病率增加、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缺陷上升、自闭症剧增、肝癌增加、多种慢性病增加……有人要求他们告知这名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以便了解详情,被以保护该科学家不受打击报复为由拒绝。要求他们提供病原体样本供做鉴定,也被拒绝。这一点他们学休伯倒是学得很像,没把亿万人民的身体健康当回事,听任“不明病原体”肆虐而不愿配合学术界将其搞明白。

 

  靠模模糊糊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是难以鉴定那究竟是什么东西的,甚至连是否是生物都很成问题。很可能,那不过是无生命的杂质、晶体。如果有病原体样本,就可以知道它究竟是不是生命,含不含核酸。如果含核酸,就可测定其基因组序列,把序列与已知的微生物序列做比较,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按现在的技术,几星期就可得到结果。然而休伯和那个不知真假的中国科学家都号称手上有该病原体样本,却都不愿拿去做基因组测序,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科学研究有一条原则,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休伯的主张本来已经够不寻常的了,传到了中国,又无限膨胀,仿佛一切的疾病都因这种“不明病原体”引起,转基因作物成了万恶之源。而全部的证据,就是真假不明的电子显微镜照片。难怪此事在美国成了笑柄,那些联名向休伯索要病原体样本的科学家,无非是想让休伯出丑,谁会真的相信他手上真有病原体样本?连去听休伯演讲的农民,也觉得他不靠谱。但中国就不同了。看看网上评论,很多人是真的相信在转基因作物中有让人断子绝孙的“不明病原体”。在他们看来,不寻常的主张只需要一点点经不起推敲的证据,甚至不需要任何证据,敢说就行。

 

2013.12.25

 

“不明病原体”不是病原体

 

  在《神秘的“不明病原体”》一文中我们谈到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退休教授唐·休伯博士声称在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微生物,它不仅引起了大豆、玉米成批死亡,还能导致牲畜大批流产和人类疾病。但他拒绝交出该病原体的样本供鉴定。不过,据崔永元等人在美国“调查转基因”的报告称,中国质检总局有一个科学家也在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中发现了类似的不明病原体,被休伯博士确认为是同一种。此事如果是真的,这是个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莫非中国本土第一个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要落在中国质检总局?但是崔永元等人却以保护该科学家不受打击报复为由拒绝透露该科学家的姓名。

 

  有网友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网站留言询问此事,国家质检总局竟很快给了答复:“此前,我们没有收到研究人员上述相关研究报告及信息,质检总局无相关科研立项。经了解,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植物检疫所范晓虹副研究员个人做了相关研究,并和国外专家有情况交流。”国家质检总局认为这只是某个研究人员的个人行为,不想去争这个诺贝尔奖,淡泊名利固然值得赞赏,但此事事关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如此淡定就太不可思议了。看来国家质检总局认为范晓虹的该项研究根本就是儿戏,不值得认真对待。

 

  基因农业网采访了范晓虹,他的回答很有意思。据范晓虹说,他是在20112月注意到休伯给美国农业部的公开信,一时好奇依据其提供的方法和线索做的研究,将结果寄给休伯,休伯认为与其发现的相似。但我看过休伯的那封信,写得很简略,并无实验方法之类的内容,而且休伯也拒绝向同行提供其具体实验方法供验证。范晓虹的实验方法不知是得休伯秘传,还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范晓虹说他获得的样品很少,是从大豆中纯化出来的,没有提取到核酸,没法做基因序列鉴定。核酸是遗传物质,没有核酸,说明那不是生命体。有些人可能会说,没有核酸,蛋白质也可以是病原体啊,疯牛病的病原体不就是一种蛋白质(普里朊)吗?范晓虹的确声称其样本含蛋白质。但是普里朊只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在电子显微镜下是看不到的。而休伯(以及范晓虹?)却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类似病毒大小的“病原体”,说明那不是类似普里朊的蛋白质分子。范晓虹说他做过分析,发现该蛋白与已知蛋白不匹配。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是说他测过了该蛋白质的序列,发现与已知的蛋白质序列都不匹配?不匹配是什么意思?是指没有完全相同的?那样的话至少也有序列相近的蛋白质吧?难道是一种与已知蛋白质序列都不具有任何相似性的全新蛋白质?那样的话他更应该公布该序列供研究。如果没有蛋白质序列,他根据什么说与已知蛋白不匹配?

 

  范晓虹说没有发现此物质有致病性,不能说是“不明病原体”,只能说是不明物质。但休伯却说就是他发现的不明病原体。这关键的一点两个人干起来了。如果不是不明病原体,这样的发现没有任何意义。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某种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杂质,然后说是不明物质,除了吓唬人,能有什么意义?

 

  所以范晓虹的所谓研究,的确是儿戏。他要练练蛋白纯化的手艺,玩玩电子显微镜,虽然有浪费经费之嫌,问题也不算大。问题出在他对其结果的处理。如果认为结果是成熟的而且有意义,就应该写成论文发表。如果认为结果是初步的或没有意义的,就不宜公开,与同行私下交流也应嘱咐不能擅自公布。但是他却采取了向休伯报告的方式,给休伯提供佐证,让休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中国质检总局的科学家证实了我的发现”,成了他应对学术界批评的挡箭牌,让中国质检总局跟休伯一起在国际学术界出丑。更要命的是,此事又出口转内销传回中国,经崔永元等人渲染,以国家质检总局的权威性,让人以为转基因大豆中真有害人的不明病原体。

 

  这不禁让人想起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一期。谢尔顿发明一道数学公式,可以用于人工合成新型稳定重元素。随后传来了中国湖北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小组采用这种方法在回旋加速器上进行测试获得成功的消息。可惜后来谢尔顿发现自己看错了参数的单位,公式根本就不成立,中国的研究小组伪造了成果。不过休伯是不会认错的,“中国质检总局的科学家”无需担心会为此尴尬。

 

2014.1.1.

 

怎样证明病原体

 

  前面我们提到,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退休教授唐·休伯博士声称在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微生物,它不仅引起了大豆、玉米成批死亡,还能导致牲畜大批流产和人类疾病。他唯一的证据是用电子显微镜拍下的照片,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据称就是这种不明病原体。但他拒绝交出病原体供鉴定,所以没法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甚至连是否是生物都很成问题。很可能,那不过是无生命的杂质、晶体。

 

  有一批科学家联名呼吁休伯博士交出“不明病原体”,到现在联名者已近500名。休伯未予理睬。假如有一天,休伯突然把病原体样本交了出来。再假如这个样本经过基因序列鉴定,发现是某种新型微生物。那么就能证明它就是一种病原体吗?不能,因为有可能这是一种无害的微生物。那么怎么证明一种微生物是某种疾病的病原体呢?

 

  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德国人雅各布·亨勒。亨勒培养了一个伟大的学生、细菌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科赫。科赫发现了一系列重大传染病的病原体,包括炭疽病、结核病、霍乱,特别是1882年结核杆菌的发现,让他在190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在这些发现过程中,他进一步扩展了其老师的思考,正式提出鉴定病原体的原则,后来就被称为科赫法则。

 

  要认定某种微生物是某种疾病的病原体,当然首先必须在所有患有该疾病的病人身上发现该微生物。但是每个人身上都带有许多种微生物,又怎么知道发现的这种微生物就是和疾病有关的呢?科赫提出,可以和健康人做对比,这种微生物是健康人身上所没有的,只有病人身上才有。

 

  如果一种微生物是病人身上有的而健康人身上没有的,那么就说明这种微生物与该疾病有关。但是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比如说,有这种可能,这种微生物是疾病的产物,是因为先有了疾病,然后才感染了该微生物,而不是由该微生物导致疾病。所以为了证明该微生物是病原体,科赫进一步提出了更严格的三条要求:二、要能够把该微生物分离出来,在培养基中进行培养;三、把培养所得的微生物接种到健康的实验对象身上,会导致相同的疾病;四、从患病的实验对象身上能够重新分离到该微生物,而且其特征与原来的微生物完全相同。

 

  如果能够同时符合这四条要求,就足以证明某种微生物是某种疾病的病原体。但是科赫很快自己就发现,有的疾病的病原体并不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例如有些人身上带有霍乱弧菌,但是并不发病。事实上,后来发现这种情形相当普遍,人们被某些病原体感染,并不一定会发病,而是表现得很健康。例如有的人被乙肝病毒感染后,并没有得乙肝,只是变成了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所以科赫法则的第一条的后面部分并非普遍适用的。

 

  连带着,第三条也成问题了。当时化学家彼登科夫认为霍乱是由于土壤中的某种毒素引起的,不相信霍乱弧菌是病原体,从科赫那里要来霍乱弧菌,在1892107日当众喝下,结果并没有得霍乱。不过他的学生重复该实验时,有的得了轻度霍乱。而且,对后果严重的疾病,是不能在人身上做试验的,只能用动物做试验。但是某种疾病有可能是人类特有的,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实验动物。所以第三条有时是难以满足的。

 

  有的微生物难以或无法在培养基中培养,所以科赫法则的第二条有时也不能得到满足。总之,科赫法则是证明病原体的充分条件,但是并非必要条件,有的病原体并不能完全符合其要求,但是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证明。例如,疫苗就是病原体的最好证明:根据某种微生物制作的疫苗能够预防某种传染病,就充分证明了该微生物就是该传染病的病原体。

 

  科赫法则并不完美,后来的微生物学家据此做了很多修改、补充、变通。但不管怎样,鉴定病原体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不能随意就说什么“不明病原体”,那不仅会闹笑话,而且会引起社会恐慌,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2014.1.8.

 

@方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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