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资料收集和编撰整理，作为生命科学学院为科大六十周年校庆献礼之一的两本院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六十年》和《回望一甲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口述史》均已接近完稿。其中口述史收集整理了很多学院发展历程中重要亲历者的访谈回忆，让我们有机会重温那一段段可歌可泣又别有趣味的峥嵘岁月。前期我们已经通过学院公众号先后推送了施蕴渝院士、寿天德教授、滕脉坤教授、周逸峰研究员的访谈录，这次我们推送的是院史系列访谈录的第五篇：《科大，一座能够潜心科研的港湾——徐洵院士访谈录》。
【访谈时间】2016年3月9日上午
【访谈地点】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徐洵院士办公室
【访谈人】刘锐、姚琴
【受访人】徐洵
【整理人】姚琴
【人物简介】徐洵：女，1934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1957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现任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第10、11届生命科学部评审专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1990年，在科大期间，曾先后创建生物系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内容提要】若谈及中科大生物系的发展，徐洵必是绕不开的人物之一。1978年，中科大生物物理系从物理系中独立出来，成立生物系。翌年，徐洵随丈夫从中国医科大学调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工作。1979—1990年，短短十二年，徐洵与她的同事们兢兢业业，开拓创新，自此拉开了生物系大发展的序幕。
这十二年，于她而言，有艰苦的实验环境，却也有出国交流的大机遇；有为学术问题而争吵的快意，却也有彼此互助永生难忘的恩情。倏忽间，这段时光悄悄凝聚，恰巧定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她眼中，这段距今二十多年的历史，是鲜活的，是纯澈的，更是温暖的。且听其娓娓道来。
刘锐（以下简称“刘”）：徐院士，1957年您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生物学方面的工作，关于您的工作经历，能否向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徐洵（以下简称“徐”）：好的。1957年毕业以后我留校，在中国医科大学基础部生物化学教研室从事生化专业工作。我的先生罗邦煦1978年来到科大物理教学实验室工作。1979年，我结束了在母校的教学工作，进入科大生物系，直到1990年我被调到海洋三所并工作至今。
徐：时间上来看，我在科大工作十二年，但实际上只有八、九年。
刘：为什么这么说呢？
徐：1985年我被派往美国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分子遗传学中心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半。我在美国科学院院士杜利特尔（Russell Doolittle）[1]教授的实验室开展工作，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分子进化研究。1986年我为了申请863项目回到科大。1989年初我再度前往Doolittle教授的实验室，1990年下半年正式回国，也就是说我共出国两次，前后历时约三年。尽管我在科大实际工作的时间只有八、九年，但是科大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也赋予了我重要的人生踏板。在美期间，我的研究涉及进化过程中的海洋生物，因此我需要经常前往圣地亚哥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oceanography），逐渐的，我对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前往涉及海洋的研究所工作，最终于1990年被调到海洋三所。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很感激并热爱科大，尤其是生物系，对我颇为照顾，但是我始终无法适应合肥那边的气候，这也是提出调动申请的重要原因。
刘：您是福建人？
徐：是的。对我来说，合肥的冬夏两季实在难熬。每年冬天天气十分阴冷，我的手脚就会长冻疮。每年夏天又炎热难耐，有一年夏天连续两周气温徘徊在42度，我热得没有胃口也睡不安稳。若不是气候因素，我绝对不会离开科大。科大的确拥有良好的学术气氛，彼时我们只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业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即使遇到问题也能直接摆到桌面上解决。老师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这种浓浓的民主与自由的学术气息，别的单位是很难比得上的。
刘：这几年科大在基建方面也做了很多建设。
徐：听说科大已经有了暖气和空调。这对科研工作者来说是件大利好的事情。图1 生化教研室老师们在实验室合影(图片提供：徐洵)
姚琴（以下简称“姚”）：1979年，您到科大的时候， 生物系刚从物理系分离出来，在这段建系的过程中，您主要做什么工作？实验室存在哪些困难？
徐：我被调到科大后，就开始在生物系的生物化学教研室工作。我一边做生物化学的教学工作，一边将尖吻腹蛇（五步蛇）蛇毒作为主要课题来研究。之所以研究蛇毒，还与地缘因素有关。当年安徽皖南地区的五步蛇对当地人民的危害很大，部分地区甚至是谈蛇色变。科大落户安徽后，对五步蛇的研究落到了科大这边，因此我所在的实验室就着手做蛇毒的分离纯化和机理研究。
实验室的确存在困难。首先是缺少经费，缺乏实验设备，我的印象里，起初最大型的设备大约也就只有一台冰箱；接着是人员不足的问题，生物系只能给我配一位实验员；然后是解决思路空窗的问题，由于别人在尖吻蝮蛇蛇毒上的研究不多，此前生物系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研究算是从零起步，摸索前进。买动物，取蛇毒，做实验，申请经费，建立生化实验室。慢慢的，经过几年努力，我们的实验室初具规模，与此同时，我们在蛇毒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初步进展。
我与实验员从毒汁中纯化出几种出血毒素及和毒性相关的成份，研究出了它们的生化特性和毒性作用机理，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1981年，我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毒素专业刊物TOXICON上。随后的三四年间，我们又陆续发表了5-6篇论文，其中国际期刊adv. exp.med.biol.（《实验医学和生物学进展》）曾邀请我们撰写有关蛇毒生化和作用机理的论文。。
1984年后，王玉珍等老师加入生化实验室，研究组的成员逐渐壮大起来，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的工作压力。
姚：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上，您与其他单位是否进行了密切交流？
徐：这点值得强调。那几年我们和上海生化所的联系非常紧密。我们曾邀请李载平[2]，戚正武[3]，林其谁[4]，龚岳亭[5]等人来生物系为学生们讲课，趁他们待在科大的那段日子，老师们则抓紧时间与他们讨论科研问题。我们也常去上海生化所旁听讲座与学术报告。这些老师热心相助，他们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为人上也给予了我很大影响。这几十年来我和他们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
姚：1989年您去美国的时候，师从的导师是Doolittle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海洋生物吗？
徐：不是，他是做分子生物学分子进化方面的，但他利用的材料是海洋生物。
姚：出国前，您研究的是五步蛇，您和Doolittle教授的研究对象不同，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Doolittle教授的实验室？
徐：这一点确实值得一说。正如前面所述，1979年我来到科大不久，就开始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实验室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包忠谋[6]副校长主管校内科研工作，他每天都会去各个实验室巡视。有几次，我们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结果被包副校长巡视到了，他没有领导架子，亲切地询问我们在科研上遇到的问题或困难等，就这样，他记住了我们。
1981年科大组织了一支代表团，前往美国，从东到西，访问多所大学，为期两周，由时任校长杨海波[7]带队。这支代表团从各系选派一人参加，生物系这边，包校长将我推荐了上去。这是很出乎我意料的，我惊讶又惊喜，毕竟我刚调入科大，资历尚浅却能入选代表团，这在其他单位恐怕是不可能的。代表团在美国先后访问了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十几所名校，最后一站是UCSD。
我们抵达UCSD后，由Doolittle教授负责接待。因为我和他是同行，所以我们相谈甚欢，而这场见面为我提供了一个与海洋生物学结缘的契机。1985年初，我受Doolittle教授邀请到他的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1986年10月我因申请863项目匆忙回国。在回来之前，应Doolittle要求，我推荐了我们生化教研组的王玉珍老师去接替我的工作，她现在已经退休了。1987年，Doolittle再次邀请我去帮助他的实验室开展一项新技术——PCR技术，1988年初我重赴UCSD，1989年10月海洋三所预备将我调任过去，于是我就回国了。
我原来做的是生化工作，在美国工作的时间，我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分子生物学。
姚：听说您1986年回国间隙仍开展了相关教学工作，您的教学重心是否也转向了分子生物学？
徐：是的。那时国内分子生物学刚起步，研究者还比较少。但我在科大已经开始开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当时教的课也从生物化学转向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那几年生物系有一门很重要的出国考试——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发起的CUSBEA计划（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生计划）。国内重点大学每年选派优秀学生报考CUSBEA，学生一旦考上就可以直接去美国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一点非常吸引学生。除科大外，北大、清华、复旦、浙大、中山、厦大等高校都有一定指标，但对科大来说，连续多年，只要是被选出去报名的学生就全部能考上。这在国内大学中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科大的教学质量和学生质量都是一流的。
我是生物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学生们基本上都以我的学生的名义去报考CUSBEA。CUSBEA考试科目中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分子生物学和生化。考试前，教研组的生化老师们分头准备，根据CASBEA所要求的内容给学生们上课。结果公布后发现，科大的学生都考得很好，分数名列前茅。要知道科大是一所新成立不久的学校，又从北京搬到了合肥，，并不占据多少优势，况且我去科大的时候生物系还是刚从物理系分出来的小系，与其他高校的生物系相比，几乎没有底蕴与积累。
刘：1978年生物系从物理系分出来。
徐：对。当时生物系虽然是刚分出来的系，但是系里对教学和科研工作丝毫不马虎，培养出的学生的质量一点都不比别人差。学生们出国后，依旧表现得很优异。这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一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大的生源质量非常好，学生们自身就很聪明；其二在于，科大生物系的学生入学后学习甲级数理化课程，他们在校期间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基础（这也是科大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他们出国后依旧有突出表现。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他们要改专业或转行的话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也能发现，有一部分出国的学生转向了金融、法律、计算机等行业，但他们依旧能做得相当好。这得益于科大为他们打下的扎实的基本功，让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姚：当年学生报考CASBEA时，是否有外系的学生挂到您的名下去报考？是否需要经过学校的审批才能挂到您名下？
徐：CUSBEA的重头科目主要是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所以报考的都是生物专业的学生，没有别系的学生。我给他们上一部分课，学生们基本上都挂我为导师，不需要经过学校审批。学生们做毕业论文时需要到我们的实验室来，但我的实验室一次只能接纳有限的几名学生，所以其余大多数学生会前往其他老师的实验室或上海生化所做实验。
图2 实验室里徐洵与正在做实验的学生路阳（1978级）交谈（图片提供：徐洵）
刘：在之前的采访中，很多老师都提到了一件事：科大生物专业的学生在上数学、物理等课程时，需要分别和数学、物理专业的学生一起上课。当时的说法是“重、紧、深”，课程重、安排紧、内容深，所以学生们的基础打得牢。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徐：的确如此，但还有一个原因，学生自身也很优秀，他们的自学能力非常强。课堂上如果他们认为某位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他们就会走掉，最终出现大部分学生提前下课，教室里只剩下零星几位学生的情况。学期结束，学生们会实事求是地给老师评价并打分，这促使科大的老师们更加认真地备课。我来到厦门后，在厦大兼职教学，我的感受是，厦大在课堂管理上比较严格，每堂都要求点名，学生如果出现如科大这般的现象就是逃课了。科大学生的自主权更大，他们若认为课堂有收获便会耐心去听，反之则选择“逃课”。虽如此，但学生的自学能力很强。有的学生即时不经常上课也能通过自学考出非常好的成绩。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
刘：徐老师，您来到科大以后，很快就成为了研究生导师，那时候您还参与本科生的教学吗？
徐：参与。我也带领过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科研工作。但是我是从1986年起才开始带领博士生的。那年我成为生物系的第一位博导，在我记忆里，是由国务院学位办直接授予的。
刘：寿老师说您当时是生物系学术委员会的主席。
徐：好像是的，但是我记不清楚了。
刘：学校里有没有这样的学术委员会？
徐：有，我也是校学术委员会成员。
图3 徐洵（左四）与她的第一批学生在眼镜湖旁合影（图片提供：徐洵）
刘：1978年生物系从物理系独立出来，一年后您来到科大，那时生物系是否有了自己的系楼？
徐：有，位于老图书馆后面的一幢三层小楼。几年前我曾回到科大并看过，现在小楼变大楼了，是西区的生命科学学院大楼。
图4 生化教研室老师们在校园合影（图片提供：徐洵）
刘：是的。徐老师，当年您在科大，是否有哪些人和事令你印象深刻？
徐：在我印象里，科大的校长和副校长都是潜心做学术的人。他们作风朴实，态度亲民，无丝毫官气。而且他们的工作方式还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根据我们的工作成果而非个人来历、资历、亲疏关系等因素给予支持，如果我们能在工作上做出好成绩，校长与副校长就会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这与别的单位很不相同，让人十分信服敬佩。
以我为例，我曾受到两次重要的支持。第一件事发生在1981年，我被推荐成为科大访美学术代表团成员，之前已经谈及。第二件事发生在1986年，我从美国回来，彼时想建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但苦于没有经费，之后却受到了校领导给予的经费支持。
生物系到底存在怎样的困难呢？这还得从1979年说起。那年我刚进入科大，生物系从物理系独立出来已有两年，用设备简陋这四个字很难表达出生物系生化实验室的窘况，准确的形容是实验室什么大型仪器都没有，就只有一台冰箱。后来逐渐添置了少许仪器，如蛋白质分离分析仪等，但用这些仪器去做分子生物学的实验是远远不够的。1986年，主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得知我们在筹备实验室时存在经费方面的困难，就让我去讲述我的筹备想法和计划。听完后他拿出了天体物理课题组的50万科研经费，用于建设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这笔在那一时期份属巨额的拨款让我们的实验室初具规模。这也是科大生物系的第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我的个人感觉是，科大的学生质量高，教师成果丰硕，学校各方面提高得很快，主要得益于领导的作风和学校的风气。
另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关于生物系大集体的。1986年，生物系通知我回国申请863项目，生物系由施蕴渝[8]、黄培之和我分别领头，各自申请一个项目。结果三个人三个项目全部通过了审批并且获得高度评价，这于我们来说是件重大新闻。听说在第一届生物863计划里，中科大生物系一举揽下三个项目，评审专家们也津津乐道。这份荣誉的背后是全系老师们努力的结果。
图5 1988年11月生物系老师在北京参加863项目答辩的会下合影（图片提供：徐洵）
姚：生物系老师们提供了哪些帮助？
徐：申请863项目时，时间非常紧迫，况且这是国家开展的首批“863”计划，更是我们系第一次着手申请如此重大的项目，可想而知，我们也是有一定压力的。我们完成申请书的初稿后，生物系的许多老师一起参与了讨论，给我们提出修改意见。接着我们在全系试讲，再根据老师们给出的意见反复修改，最终拿出了比较满意的申请书。全系老师们一起出谋划策，提供帮助，这种团结协作的场面让我终身难忘。
刘：当年与您在生物系共事过的老同事，如今也成为生物学领域的中流砥柱。您能不能与我们谈谈与您相熟的这些老同事年轻时候的事情？
徐：施蕴渝、刘兢[9]、寿天德[10]等人曾在生物系担任过领导。这几位老师非常有特点。刘兢一心扑在工作上。据我所知，刘兢在这个年纪依旧勤奋读书，她还在校外开设了一间实验室持续做研究。
图6 徐洵（左）与刘兢（右）在实验室讨论问题（图片提供：徐洵）
刘：对。目前她也作为返聘教师留校任教。
徐：刘兢和陈福臻，他们夫妇俩一心为科大，时刻以向上、勤奋的姿态投入工作，绝对是科大的典型代表。，，但从她的外表与个性上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她多才多艺，尤其擅长唱歌，但除此之外，她很低调朴实，工作特别努力。她为人热情，十分有耐心，系里细胞和生化专业的老师们，遇到困难或事情往往都会向她寻求帮助。施蕴渝同样醉心学术，整天都在想着她的研究工作。她有些学生气，这并不是贬义词，她坦诚，直爽，遇到事情能够直截了当地指出。有意思的是，我和她在一起有时会因业务上的事情而争吵，但吵完后彼此心平气和，事情也随之解决了。这样的相处方式让我们身心畅快，将事情摆在明面上解决杜绝了许多事后麻烦。
寿天德为人正直，做事认真负责，不论是对待学术还是对待系里的工作，都能秉公办理，不掺杂水分。生物物理专业的老师遇到困难则喜欢向他寻求帮助。这几位老同事非常有特点，令我印象深刻。如今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风气很好，我觉得这些老同事们功不可没，他们正派的风格为后来的学院领导做出了良好榜样。
姚：徐老师，在授课、指导学生方面，您有哪些经验？
徐：科大的学生聪明且基础扎实，这就要求我们在备课时得认真去准备。一堂两小时的课程，我们需要花费几倍或更多的精力去备课。备课时，我自己去看新知识，然后思考怎样的教学能让他们得到启发，继而留下深刻印象并为之产生兴趣。真有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感觉。对于本科生，我们若向他们照搬书本知识，他们就会选择不听并直接离开课堂。相对来讲，科大的学生更容易教，因为他们有着更强的领悟能力与自学能力。
刘：当时的本科生进实验室吗？
徐：有，但是人数比较少，一般都是大四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才进实验室。
图7 徐洵与三名学生孙睿、罗丹、陈炽在教学楼前合影（图片提供：徐洵）
刘：您在科大的那几年，学生生源优秀，您也曾培养出一批优秀学生，您是否可以与我们谈谈这些学生？
徐：我曾因两次较长时间的出国而无法连续带领学生。1985年以前，我持续培养过一批学生，那几届学生也是科大优秀的一批学生之一，我记得有管俊林[11]、骆利群[12]等人，他们出国以后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刘：骆利群是您的学生？
徐：我是他考CUSBEA时名义上的导师。骆利群是少年班的学生，很聪明，曾上过我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课程，很聪明。他大学毕业就考上了CUSBEA然后出国留学。有几位学生出国后回国，1978级的朱学良[13]读研时曾在我实验室做过实验。1980级的廖侃[14]也曾在我实验室做过毕业论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不可否认，当年的很多学生如今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儿。
刘：徐老师，马上就是生命科学学院建院60周年了，您有什么样的寄语？
徐：我虽然不在科大了，但是我一直很关心科大，每当科大出现重大科技成就，我都会感到自豪。在我待过的几个单位中，科大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在科大的那几年，与大家相处非常融洽，心情愉悦，真正做了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希望科大能始终保持八十年代那种学术氛围，培养出更多的好学生，做出更好的成果。侯建国[15]、潘建伟[16]等做出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让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
学术氛围至关重要。我们总是会遇到事情，若能开诚布公，从上至下，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则万事都不艰难。“要做事先做人”，这是至理名言。我刚才提到的刘兢、施蕴渝、寿天德等均是做人的榜样。他们从科大毕业，热爱科大，为科大的生命科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图8 徐洵（左）与刘锐（右）合影（图片提供：姚琴）
[1] Russell Doolittle（1931—），美国生物化学家，主要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和演化。
[2]李载平（1925- ），福建福州人，分子生物学家。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60年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3]戚正武（1932- ），浙江宁波人，生物化学家。195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4]林其谁（1937- ），福建莆田人，生物化学家。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3-2008）。
[5]龚岳亭（1928-2014），上海人，生物化学家。1949年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6]包忠谋（1924-2009），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58年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先后任科研处、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副教务长等职，1984年9月起任副校长。
[7]杨海波（1923-201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
[8]施蕴渝（1942-），女，江苏南京人。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9]刘兢（1942-），江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10]寿天德（1941-），浙江诸暨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学系主任兼理学院副院长。
[11]管俊林（1962-），江苏南京人。康内尔大学医学系正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2]骆利群（1966-），上海人。神经生物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
[13]朱学良（1963-）。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组长，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4]廖侃（1962-）。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5]侯建国（1959-），福建福清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第十九届委员，、副局长。
[16]潘建伟（1970-），浙江东阳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入选《自然》2017十大科学人物。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福建水产设备联盟